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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百九十五章 巧合二合一（第3页）

传统的东方艺术家和传统的西方艺术家不太一样。

过去十八、十九世纪的欧罗巴。

画家、艺术的创作者和评论家、批评家、艺术理论的研究者，二者是非常泾渭分明的两拨人。

虽然有些优秀的艺术学者也会画画。

有些优秀的艺术创作者也会在报纸上写文章喷人。

但整的来说。

这还是两种蛮不同的独立群体。

学界不要求研究艺术理论的人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画家。

社会也不会要求毕加索每年多少篇论文，出多少卷大部头，去把自己的绘画风格和艺术哲学全部都归纳总结的清清楚楚。

这些工作往往都是彼此独立的专项领域。

也就是说。

在塞纳河边对着夕阳哼哼唧唧画印象派的画家，和在大学图书馆里哼哼唧唧对着台灯写论文的研究者。

他们很可能是完全互不统属的两批人，两种完全互不统属的职业。

就算都生活在十九世纪末，二十世纪初，但是纽约大学里在《美学与艺术评论》杂志上写文章，搞印象派研究的白胡子理论家，一辈子都没有亲自和画《日出·印象》、《煎饼磨坊的舞会》的莫奈或者雷阿诺这样的绘画家见过面，通过信，聊过天。

这种事情也是有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生的。

但东方的艺术家社会不太一样。

尤其是对南宗画派的很多人来说，他们也许整天过的很行为艺术，但人家的职业不是艺术家。

王羲之不是专业写字的，人家当过太守，还当过右将军。

晋代乡谚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中的马指的司马家，而排在皇帝家族司马氏前面的那个“王”，琅琊王氏，就是指的王羲之他们家。

东晋开国的皇帝司马睿登基的时候，曾多次请求他的叔叔王导和他一起共同坐在御床上，接受百官的朝拜。

否则他儿子凭啥没天啥都不干，蹲在地上看云彩，还在那里当高官。

换个普通人，你看人家桓冲不上来跳起脚来，用大耳瓜子狠狠抽你不。

董其昌也不是专业画画的，人家是太子的老师，南京礼部的尚书。

人家的本职工作都是文人，是名士，是士大夫。

大家的生存状态不同，人生理想不同，社会分工职责也不同。

就算东西方艺术家们都爱、级喜欢的“贵妇姐姐爱上我”的经典成名路线。

二者的目标也是有区别的。

洛可可风格的代表人物，布歇跑去讨好蓬巴杜夫人，给人家画画，他的目的也不过只是当个皇室席画室，或者最多靠裙带关系，抱个法兰西美术院院长啥的回来，就心满意足。

而类似南宗画派的开创者，第一代领袖王维。

人家跑去拜访玉真公主，又给小姐姐写诗，又给小姐姐弹琴，他的目的可不是求着跑去皇宫里当个什么唠子的“艺术家供奉”。

要是玉真公主说请王维留下来，每天就随在身边，专职画画，“月俸2o两纹银”。

你就看人家王维小朋友会不会当场“哇”的一声哭出来就完了。

他跑来是来要去当状元的，是要去做朱紫公卿，要做那花中第一色，人间第一流的。

他的目标不是画画，而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

东夏古代的文人字画都有一种很强的写意、写神的缥缈的哲学气质。

美学从来都是哲学的一个分支。

绘画、书法是文人们传达自身品格、哲思、气节的一种表现手段。

著书立说更是如此。

欧洲的画家往往一辈子只要画好画就行了。

而东方的艺术家往往也很看重画纸之外的东西，那些其他形式的哲学表达和思想传承。

就是因为这原因。

董其昌写过《论书》、梁齐时的谢赫写过《古画品录》，提过“绘画六法”，甚至画宗开创者王维也亲自写过《山水论》、《山水诀》这样的专题类绘画理论书籍。

它们的意义就相当于古人的学术论文嘛！

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曹轩先生都已经年近百岁了，还会屹然出山，跑到异国他乡，去担任东方艺术系的系主任。

而顾为经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，竟然不光在准备新加坡双年展上的新体画作品，还偷偷摸摸的掏出了一篇这么重量级的论文出来。

老杨知道。

这真的正正好好的敲在了曹老爷子的心槛上了。

这篇论文没准比那幅让曹老忍不住写下了“一枝独秀”四个字提字赠言的《紫藤花图》更让对方感到满意。

没有比这更让曹轩感到开心的拜师礼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