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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问题就是只写到了先秦诸子，与漫长的中国历史相比，确实太短了点。对读者来说，始终有种不完整、难窥全豹的遗憾，称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哲学史。

所以民国的那个大狂人，章太炎的大徒弟黄侃，就曾经在大学课堂上调侃：“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，今日胡适可谓着作监矣。”

谢灵运是晋朝大文人，出自煊赫的谢家，做过秘书监。“天下才共有一石，曹子建（曹植）独得八斗，我得一斗，自古及今共用一斗”就是他说的。

初听以为黄侃在夸奖胡适，将其比作大文人谢灵运，没想到他接着说：“监者，太监也。太监者，下部没有了也。”

十几年后，冯友兰写了《中国哲学史》，陈寅恪和金岳霖借着审稿的机会，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，金岳霖直接说——“西洋哲学并非胡先生之所长。”

这是关于哲学的。北大教授、号称“现代庄子”的刘文典则评价道：“胡适什么都好，就是不大懂文学。”

再就是有人概括：“胡先生所治，通学也。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，又岂止不懂哲学、文学。”

客观点讲，胡适的成就是“一种综合性的创造”，他的眼光可以，总能在一些前人还没开创的领域做点初期的工作，也就引领了潮流。

而单论任何一个方面，不管旧学、新学，胡适都只能算浅尝辄止。他对西学的态度，差不多属于“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”。

邵飘萍也不想让胡适办报，劝道：“我总有一种偏见，以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。从前许多抛了文化专谈政治的人现在都碰了头回过头来了，为什么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这条路？”

蔡元培知道胡适办报想写什么，于是说：“为了社会，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的风气，而不宜只有批评的风气。适之想必忍不住要写点政论文章，参与当今糊涂的政治吧？”

“是的，”胡适摊摊手，“我以前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，但现在看来不可能了。本以为改良政治应该从改良思想文艺做起，但我错了，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。”

李谕知道胡适以后肯定要从政，于是说：“胡博士就算办报走仕途，也不要忘了新文化运动。”

“那当然！这是一把很好的武器，我会继续坚持下去，”胡适说，“对了，最近刚刚写了一首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四名烈士的诗歌，给大家看看。”

几个人凑过来，胡适的本子上写着：“他们的武器：炸弹！炸弹！

他们的精神：干！干！干！”

李谕笑道：“胡博士真率性。”

鲁迅吐了口烟卷，淡淡道：“有点意思，押上了韵。”

邵飘萍咳嗽了一下，问：“胡博士要发表在哪份报纸上？”

胡适说：“发在我自己创建的报纸上。”

邵飘萍和史量才如释重负：“要得！要得！”

——

暂时不用管中医还有文界的争论，反正越是这种事，一时半会越不能争出个短长。

几天后，高鲁去日本参加观象台长会议，载誉而归，光靠李谕给他的那篇论文就让大半个日本科学界为之震动。

从日本返回时，他坐船抵达上海，继而与竺可桢一道北上。

高鲁见到李谕，拿出一封日本天文界联名写的信：“日本的天文学界以及物理学界诸位学者教授让我亲手交给你，恳请院士先生抽时间去趟日本讲讲天文学中的物理学。”

李谕随口说：“抽空路过日本时再说。”

竺可桢则说：“院士先生，我们准备成立中国气象学会。”

他们的动作比历史上早了几年。

李谕肯定支持：“非常好！我有一艘船，每年可以赞助你们进行几次海上观测。”

“感谢院士先生，”竺可桢说，“我们认为气象学会应隶属于您的中国科学社之下，就如同欧美日等国一样，所以向您报个备。”

高鲁笑道：“这样还能有科研资金的支持。”

“当然没问题，”李谕说，“你们选址在北京，还是上海？”

竺可桢说：“我们最看中的是青岛，但现在青岛问题尚且没有与日本交涉结束，所以暂定上海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