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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谕说：“雅各布的演讲叫做《我为什么是一个盗贼》，他说，“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揉面粉的人缺少面包，做了几千双鞋的鞋匠露出了自己的脚趾，织布的工人衣不蔽体，建造宫殿的石匠在小屋子里苟且偷生。”

“什么都生产的人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不生产的人什么都有。”

“所以盗窃是归还，是收回。与其祈求我应得的东西，我更愿意一步一步与敌人做斗争。”

“我一有了良心，就毫不顾忌地偷窃了。””

梁启超忍不住鼓掌道：“精彩的故事，精彩的演讲。原来欧洲还有这么多主义、这么多思潮，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，回去后就会查阅一下何为无政府主义。”

蒋百里说：“我则看出另一层意思，就是因为不满的人太多，才有这样数不胜数的不同政见，想寻破局之路。”

“百里说得也很有道理。”梁启超在笔记本上简要记了下来。

至于那个侠盗雅各布，在一名记者的奔走下，1927年才被释放回法国。不过他此后再也没去大力主张无政府主义，因为他被一个问题困住了。

在圭亚那时，雅各布还在不遗余力宣传自己的主张，直到有个老工人问了他一句话：“那我退休之后该怎么办？我衰老后不能劳动，就成为你口中的食利阶级。而且政府给的养老金又没人发，我该如何活。”

这个在法庭上把一众法国富人喷得不敢回话的猛人当场呆住了。

他一辈子没能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
活到75岁时，雅各布选择自杀，他留了一张纸条，上面竟然是写给可能进他家的小偷：“衣服洗了，也烘干了，但是没熨烫。橱柜里有豆荚、面包片，旁边还能找到两升葡萄酒，不必害怕，为了你的健康干杯！”

这位奇人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做侠盗的日子。

而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，正好又串联上梁启超游历欧洲后的感悟。

——即人心中的良知。在无政府之下，老人想要善终，只能依靠其他人的良知与善心。

梁启超认为现在的西方功利盛行，正是缺少了礼义廉耻与道德。

雅各布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也隐隐看出了这个问题，才会去做个所谓的“盗贼”，劫富济贫。

可惜此时西方的良心已经被偷走了。

聊到和会一事时，梁启超更觉得西方还有小鬼子太没良心，不过他也气愤于北洋政府冲昏头脑下签订的密约，这个密约被日本拿出来后，已经传遍巴黎。

“为了几笔借款，段祺瑞与驻日公使章宗祥竟然埋下这么大的祸根！”梁启超恨恨道，“正是这个章宗祥按照段祺瑞要求与日本银行团签下的合同，不仅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完全转让给日本，而且此前德国想要而一直未能到手的烟潍、高徐、顺济诸铁路之优先权，也将悉归日本！”

蒋百里说：“他们签的密约相当于承认二十一条有效，而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变成了有根据的。”

李谕说：“这就是我们最不利的地方，英国的代表一再追问，1918年订立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时，明明停战在即，日本不可能再强迫中国，为何同意缔约？”

蒋百里叹道：“根本无法解释！”

梁启超冷哼道：“安福系为了政治上获胜，草率与日本签订借款条约，为和会交涉收回山东问题留下无穷后患，实在可恨至极！”

其实这就是五四运动时，为什么学生和游行者们对主事者无法原谅的原因。

蒋百里问道：“疏才兄与美国关系不错，威尔逊总统也是个好人，又反对秘密立约，真不能再争取？”

李谕摊手道：“不仅秘密立约这一条，日本人还有另外的王牌。威尔逊看重国际联盟，日本人抓住他的软肋，于是说，和会如果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，日本就退出国际联盟。威尔逊总统只能转变立场。”

梁启超越想越气：“今天不写书了，我要给国内先发一封长文电报！”

第六百四十二章达达

梁启超的电文发回后，在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武汉等各地的报纸上都被登了出来。

国内的舆论一直主张坚持立场，不能签订有损国权的条约，一个战胜国要是还丧权辱国，那真没道理了。

北洋政府见巴黎那边都把密约拿出来了，也没办法，于是公布出了中日之间有关山东问题的条约、协定、换文等。